论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

孙中原

（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北京，100872）

本期学人，孙中原，1938年生，墨学名家，1956至1964年，在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哲学专业本科、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研究生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逻辑研究室，师从杨献珍、艾思奇、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周礼全，专攻科学技术哲学、逻辑、中国逻辑史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生学历。1960至1979年，任教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逻辑教研室、清华大学政治理论课哲学教研室，兼任清华大学化工系化工设备专业连队政治辅导员。1980至2006年任教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逻辑教研室，1993年任教授，1995年任金沙集团1862cc成色中国哲学史专业“墨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向与逻辑专业“中国逻辑史”方向首任博士生导师，创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逻辑专业博士点。1998年，评聘为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科学术带头人，任逻辑教研室主任，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学位委员会暨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逻辑学”“中国逻辑史”“墨学”“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兼中国墨子学会顾问，中国墨子学会原副会长，河南省墨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监事，中国逻辑学会原副会长，燕山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著作80余种，论文400余篇。2001年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聘为《中华大典•哲学典》编委与《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副主编，编《诸子百家分典》563万字，撰诸子百家总部281万字（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任首席专家，完成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墨学大辞典》，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墨经>绝学的E考据和元研究》。独著《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管子解读》，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之一，2018年获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2021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08年，名列中国台湾“科学委员会延揽优秀客座科技人才研究工作计划”，设“中西哲学与逻辑比较研究”项目，在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所，开设《墨家智慧》《思维艺术》《逻辑元研究》课程。

【摘要】论文用E考据与元研究方法，论述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E考据，即数字电子化考据。元研究，即总体超越的研究。秦国墨者，是活动于战国末秦国的墨家支派，是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的重要人力资源，应吕氏征召参编撰稿，收入《离谓》《淫辞》《别类》等多篇论文，继承发展《墨经》逻辑学，是《墨经》逻辑学沦为“绝学”前的最后辉煌，旷世绝响，是《墨经》研究史中的重要事件，其所呈现的逻辑范畴与原理，具有积极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传承弘扬。

【关键词】秦国，墨者；逻辑学；类推；语义学

一、杂家兼容取众长

《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这里说后期墨家分两派，第一派：“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这是东方之墨者，北方之墨者，合称东北方之墨者，即齐鲁之墨者，其代表，韩非称为“相里氏之墨”。第二派：“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其代表，韩非称“邓陵氏之墨”。在以上两派之外，韩非补充第三派，即西方秦国的“相夫氏之墨”，以“相夫氏之墨”为代表。

《韩非子·显学》记载后期墨家分三派：“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秦国，是墨者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说明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期，墨者的活动中心，有部分转移到秦国。《吕氏春秋》记载墨者活动的重要资料，提到“墨者”19次。

《去尤》说：“秦墨者之相妒也。”《去私》说：“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墨者之法。”《首时》说：“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去宥》说：“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

《应言》说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

《上德》说：“墨者钜子孟胜。”“绝墨者于世，不可。”“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吕氏春秋》论墨者频次，见表1。

表1 《吕氏春秋》论墨者频次

墨家成员众多，奔走游说中华大地，是极盛于战国时期的“显学”。《韩非子·显学》在战国后期，总结学术概况，推出经典论述：“世之显学，儒墨也。”由于诸子百家争鸣辩论，游说各地的需要，在中华大地，自然形成三个墨者活动中心：东方鲁国（山东曲阜），南方鲁阳、邓陵（河南鲁山、邓州一带，属楚），西方秦国（陕西咸阳）。

墨家由以上三个活动中心出发，远及各诸侯国，足迹遍华夏，影响满天下。《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韩非子说的“相夫氏之墨”，是“西方之墨者”。^[②] “东方之墨者”一词，见《去宥》：“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谢子。”东方之墨者谢子，从墨者活动中心鲁国出发，远行至西方秦国，游说秦惠王。

秦国有土生土长的墨者，《去宥》称“秦之墨者”，《去尤》简称“秦墨者”：“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相对于东方之墨者，“秦墨者”是“西方之墨者”。“秦墨者”接近秦惠王，担任大臣，就近备询，秦惠王就是否接见“东方之墨者谢子”一事，征询“秦墨者”唐姑果的意见。

有“秦墨者”来源于东方诸侯国。墨者田鸠（田俅），来自齐国，研修墨学，有墨学专著，《汉书·艺文志》“墨家”著录“《田俅子》三篇”。田鸠专程西行，到秦国谋求发展。《韩非子·问田》记载，田鸠游说辩论，喜说墨子常说的口头语：“此无他故异物。”即这件事，没有其他原故与不同情况。

《鲁问》载，墨子对鲁国南方隐士吴虑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田鸠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田鸠用词语气，酷似墨翟。

田鸠是墨学的重要传人与有力宣传者。《吕氏春秋·首时》说：“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

田鸠游说秦惠王，在秦国苦等三年，秦惠王没有接见。田鸠通过别人引荐，先游说楚王，获得信任，楚王派田鸠带着将军符节，出使秦国，秦惠王接见田鸠。田鸠对人说：“我游说秦王，是绕道楚国。”^[③]

吕氏发挥说，事情本来有“接近，反而疏远，疏远，反而接近”的辩证法。把握时机，也是这样。有汤武的贤能，没有桀纣的时机不行。有桀纣的时机，没有汤武的贤能，也不行。圣人把握时机，就像形体与影子，不可分离。^[④]

秦相吕不韦（前292-前235）征召“秦墨”，参编《吕氏春秋》，收入多篇论文，传承《墨经》余绪，发挥《墨经》义理。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归类杂家，杂家吕氏兼秦墨，是历史事实。

《汉书•艺文志》概括“杂家者流”的特点：“兼儒墨，合名法。”著录汉代宫廷藏书“《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智略士”：参编《吕氏春秋》的门客（食客）群体。“智略”：智谋才略，智慧计谋，才华韬略。唐魏征《隋书•经籍志》说：“杂者，兼儒墨之道。”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说：“杂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

“秦墨者”是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的人力资源。《史记·吕不韦传》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是“一字千金”成语的出典。

《吕氏春秋·用众》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即世无粹白狐狸，集取众狐腋下粹白皮肤，可制成粹白裘衣。这是“集腋成裘”成语的出典。吕氏引申说：“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吕氏强调“取之众”“取于众”“出乎众”“以众力”“得之众”，这是“汇聚众智”“民主集中”“群众路线”思想的发端与论证。吕氏有充分理由与现实条件，聚集众多“秦墨者”的力量，把墨学发展的精品力作，熔铸于杂家巨著。

二、继承发展推理论

《墨经》总结战国百家争鸣的思维论辩方式，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重镇、典范、范式与样态。秦墨者应秦相吕不韦征召，参编《吕氏春秋》，继承发展《墨经》的推理论与逻辑语义学，取得重要的学术成就，谱写《墨经》研究史中的精彩一页。

《吕氏春秋·应言》说：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

司马喜是前五至前四世纪人，任中山武公（前414年继位）的相国。[⑤]这是《吕氏春秋·应言》保存墨家人物活动的重要实证资料。这里出现“墨者师”的称呼，即墨家老师，墨学大师，有深厚的墨学造诣。

司马喜与墨者师的对话，表明墨者师始终坚持墨子非攻的观点，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司马喜作为中山武公的相国，一方面支持中山武公“兴兵而攻燕”，一方面从内心反对“赵兴兵而攻中山”，在逻辑上前后矛盾，陷于思维混乱的困境，所以在墨者师的一再追问下，“司马喜无以应”，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应对。

墨者师的反驳方法，是墨家惯用的归谬法，即《小取》总结“推”的论辩方式，定义是“以其所不取者，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逻辑是全人类共同的正确思维形式，运用逻辑的墨者师，自然在辩论中占上风，迫使司马喜甘拜下风。清汪中《述学补遗·呂氏春秋序》说：“《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实际是深重“墨辩”，弘扬墨家逻辑学。

逻辑学核心研究推理论。中国古籍常称推理为“推类”，也称“类推”“推理”“推故”。《墨经》条目论“推类之难”，是中国古代逻辑推理论对“类推”谬误研究的开端。《吕氏春秋·别类》把《墨经》“推类之难”条目意涵，演绎发挥为独立单篇，补充大量事例，给予充分的归纳论证。《吕氏春秋·别类》与《墨经》论类推谬误对照，见表2。

表2 《别类》《墨经》论类推

《别类》发挥《墨经》的类比推论学说，认为形式类推的结论有或然性，而未必有实然与必然性，结论获得实然与必然性，则应引入辩证逻辑的具体分析方法，其最终结论是：“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即圣人因而订立规制：不能一味相信自己内心的主观臆断。

推类，即类推，狭义指类比推理。中国古籍说推类，或类推，多指广义，是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推论形式的综合运用，未分化状态。《墨经》所说推类疑难，强调根据类的相似性推理，结论有可能性，或然性，不确定性，不具有必然性，列举众多事例，予以归纳论证。《吕氏春秋·别类》说：“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发挥《墨经》类推结论无必然性的意涵，强调辅之以辩证逻辑的具体分析方法，以保证其结论的实然性、必然性与可靠性。

鲁国人公孙绰说：“我能起死回生。”推论说：“因为我本来能治半身不遂，现在我把治半身不遂的药加倍，就能起死回生。”这是诡辩。事物的小大半全，不仅有量的不同，还有质的区别。会治小病，未必能治大病。得半身不遂的病人，毕竟还是活人，与死人有本质区别。所以能治半身不遂，把治半身不遂的药加倍，不能起死回生。

这涉及类可推与不可推的两面性。类的可推，是以类的同一性为前提，即同类事物，有同样性质，可发挥类推的功能与作用。类的不可推，是以类的差异性为前提，即不同类事物，有不同性质，说明类推的界限、范围与发生谬误的可能。

这里着重讨论类的不可推，指出知人所不知，才是高级认识。不知而自以为知，是错误认知。事物在很多情况下是那样，而实际不是那样。莘与藟两种草，单吃能毒死人，合吃能延年益寿。被毒虫咬伤，涂另一种毒药，却能解毒。漆与水是液体，合起来却凝固。这是意图变湿，而效果变干的事例。铜与锡柔软，合炼则先变液体(熔液)，而冷却变硬，这是火烧变流体的事例。或意图变湿，而效果变干，或火烧却变流体。事物的类别性质，不是永远不变，可依此类推。小方与大方是方类，小马与大马是马类，小智(小聪明)与大智(大智慧)不是一类（爱耍小聪明的人，办大事显得愚蠢）。

在鉴定剑的质量时，认为是好剑的人说：白锡使剑坚硬，黄铜使剑柔韧。白锡、黄铜兼有，剑既坚硬又柔韧，是好剑。认为不是好剑的人说：白锡使剑不柔韧，黄铜使剑不坚硬。白锡、黄铜兼有，剑既不柔韧，又不坚硬，不是好剑。按对方所说，黄铜使剑柔韧，柔韧则卷刃；白锡使剑坚硬，坚硬则折断。白锡、黄铜兼有，使剑既卷刃，又折断，不是好剑。双方推论，都运用正确的假言联言推论式，结论却相反。相剑者推论，见表3。

表3 相剑者推论

这里三个推论综合运用，才能全面反映良剑整体的矛盾本性，一个单独推论式，只能反映剑的部分特征。关键是在制剑操作中，白锡、黄铜混合比例的大小，是否合乎制作良剑的需求，应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是用一两个简单推理式，就能认清良剑的整体性。

好事小做小有益，大做大有益。坏事做一点，不如没有。射箭靶希望射中小的，射野兽希望射中大的。事情本来不是必然一样，可以此类推。高阳应想盖房，木匠对他说：现在还不行，木料没干透，往上糊泥，一定弯曲。拿未干透的木料盖房，眼前虽好，日后会塌。

高阳应说：根据你的说法，则房不会塌。因为木头愈干愈有劲，泥土愈干则愈轻，用愈有劲的承担愈轻的，不会塌。木匠无话可说，按吩咐盖房，果然垮塌。高阳应玩弄小聪明，不懂大道理。实际上，不等湿木干透，湿泥早已把它压弯。高阳应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小不知大，知部分不知整体，单靠一两个简单推理式，不能从整体上认清复杂的具体问题。千里马背着太阳向西跑，到傍晚太阳反而在马前。这是由于太阳比千里马跑得快。眼睛本来就有看不到的，智能本来就有达不到的，圣人因而定下规矩：不单凭心智臆断。

篇名“别类”，主旨要求区分事物类别。在肯定推知价值、功能的基础上，着重说明推理的局限与容易产生的谬误。《吕氏春秋·达郁》说：“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对复杂具体问题，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小不知大，知部分不知整体，是不知事物类别所致。《吕氏春秋·听言》说：

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卑，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

即现在有人说，某人家里很有钱，家里后墙下雨淋湿，看门狗死，可以在他家的后墙挖洞，偷他货财，一定会遭到非议，认为这样做不对。可是有人说，一个国家正闹饥荒，城墙低矮，缺乏守城工具，晚上派军队，占领其城，却无人指责。这是吕氏对墨子逻辑的推广应用。“不知类”，形容自相矛盾，是墨子总结的元语言逻辑概念，用以形容论敌的自相矛盾。这是秦墨者对墨家逻辑学的传承应用。

三、继承发展语义学

吕氏与墨家逻辑语义学论述对照，见表4。

表4 吕氏墨家语义学

言意之辩，是中国哲学中亘古未决的争论。《易·系辞上》假托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天道》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这是言意之辩中的反题“言不尽意”论，认为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思维。

墨家在言意之辩中，最先论证正题“言尽意论”，认为语言能充分表达思维。《经上》说：“信，言合于意也。”《经说上》解释说：“不以其言之当也。”“信”和“当”有不同的定义与标准。

“信”的定义是“言合于意”，语言与思维一致。“信”是语言准确表达思维，发挥语言表意与交际功能的标准。“当”的定义是“意合于实”，思维与实际一致。“当”是判断与语句符合实际，是认识的功能与标准。“当”“是”“正”“真”的含义一致，指语言与思维符合实际。

《小取》说：“以辞抒意。”即用语句命题，抒发表达意义判断。“辞”：言，语言，语句，命题。“抒”：抒发，表达。“意”：意义。“意”由“心音”合成，表示言为心声，即用语言表达思维。

《经上》说：“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言是语句，由说者用“利口”说出，听者用“聪耳”听到。“意”是心智判断，借助说出的语句，可以察知、辨别语句表达的判断。

语句说出，凭借人的健全发音器官。语句接受，通过人的健全听觉器官。把握语句中的判断，要依靠心智思维的辩察分析作用。这是墨家逻辑语义学的发端。现代逻辑指号学(semiotics，theory of signs)的分支逻辑语义学(semantics)，研究语言的意义，即语言与对象的关系。

《离谓》论述“实、意、言”（实际、意义、语言）三者的关系，认为意义反映实际，语言表达意义。听人说话，是通过语言，把握其语义及其所反映的实际。篇名“离谓”，指“言意相离”，语言脱离意义，导致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的谬误。“离”：脱离，离开，背离。“谓”：称谓，指谓，陈述。“谓”指“意”（意义），即语言表达的思维内容。

《吕氏春秋·精谕》说：“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言者，谓之属也。”“谓”即指“意”（意义）。“知言之谓者”，即“听言而知其意”。晋张湛《列子·说符》注：“谓者，所以发言之旨趣。”“言者，谓之属”。《离谓》说：“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

《广雅·释言》：“谓，指（旨）也。”《说文》：“旨，意也。”“言者，谓之属”，即语言是指谓（意义）的从属，指谓（意义）是语言的“主”（主体）。“言以表意”，意为“主”（主体），言为从（从属）。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手段，思维意义是语言的内容所指。“词不达意”，则为误谬。诡辩家篡改语言的真实语义，使语言、思维与实际脱离，是言意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导致谬误诡辩。

篇名“淫辞”，指诡辩，诡诈的辩论。“淫”：过分，不正，邪僻，惑乱。“辩”：辩论。《孟子•公孙丑上》说：“淫辞知其所陷。”即对待淫辞，要知道它陷落失足的所在，知道淫辞诡辩的形成机制原理。

语言的指谓性，是其交际性的基础。语言离开其所指谓的对象与确定的认知含义，会产生曲解语义与脱离实际的牵强诡辩。在中国两千年持续不断的“言意之辩”中，秦国墨者著作《离谓》《淫辞》，表现逻辑学家的正统观点，符合现代逻辑学与语言学的科学规定，颇富启发意义。

《离谓》的主要论点：“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辞者，意之表。鉴其表而弃其意，悖。”“听言者以言观意。”即语言表达意义，语言与意义脱离，是坏事。言辞是意义的表达。抓住语言字面，背离思维意蕴，导致悖谬混乱。论证的典型实例有五。第一，邓析回应子产命令。第二，邓析回答“郑之富人有溺者”。第三，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第四，“齐有事人者”。第五，淳于髡以纵横说魏王。

《淫辞》的主要论点：“非辞无以相期，纵辞则乱。”“凡言者以谕心也。”即无言辞不能相互交际，纵辞诡辩导致混乱。凡言辞都为说明意义。论证的典型实例有六：第一，秦赵相与约。第二，孔穿公孙龙辩臧三耳。第三，庄伯与其父斗嘴。第四，澄子欲取妇人衣。第五，唐鞅谬对宋王。第六，惠子为魏惠王立法。

《离谓》《淫辞》揭示语言的性质，指谓性与交际性，由此揭示诡辩谬误的根源。实际是第一性，思想反映实际，语言表达思想。语言与思想（言意），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语言有相对独立性与能动性，语言脱离思想与实际，任意发挥其独立性与能动性，导致谬误诡辩。

篇中分析众多生动典型的案例，说明实际、思想与语言（实意言）三者的关系，揭示克服谬误诡辩的方法。作者是进驻战国末秦国的墨子后学，恰当概括分析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的学术倾向与经验教训，对今人正确思维，克服谬误诡辩，富有启发意义，生动说明谬误诡辩的泛滥流行，批判谬误诡辩，是逻辑家的使命与责任。

宋叶适《习学记言》评论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以玩一世。其贵人公子，亦以戏听之。”辩者的奇辞怪说，是可供社会玩赏娱乐的机智思辨与语言游戏。

黑格尔指出，我们所谓谐谑，在智者诡辩家那里，是正规行业。他们许多辩论艺术，是开玩笑。在公共场所，国王宴席上，有哲学家的聚会与聪明的谈话，互相嘲弄，自寻开心，寓教于乐，把抽象的逻辑辩论，戏剧娱乐化，是教育培养门徒的有效手段与实战演练。^[⑥]

《察传》主张对语言传播，要仔细审察。语言数次传播，导致信息失真，黑白颠倒。语言交际，脱离语境，曲解语义的现象，是诡辩谬误的根源。联系语境，确定语义，才能克服诡辩谬误。《察传》列举典型的语义谬误实例，予以分析究理。

鲁哀公读书，读到舜说“夔一足”，不了解其语境，将其曲解为：“乐正夔这个人只有一足。”孔子告诉鲁哀公这句话的语境是：“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管音乐的官）。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想多找一些像夔这样的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即舜说“夔一足”，为特定语境制约的确切语义是：“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并非是如鲁哀公脱离语境，断章取义的曲解：“乐正夔这个人只有一足。”

《吕氏春秋》探讨语言、语义、语境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在西方现代语言符号逻辑中，是属于逻辑语义学的范畴。《吕氏春秋》用精彩的理论概括与丰富的应用实例，发挥发展墨家的推理论与逻辑语义学，是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重要一环，对当今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中原《中国逻辑学趣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2.孙中原《诸子百家逻辑故事趣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3.孙中原《诡辩与逻辑名篇趣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4.孙中原《言意之辩的逻辑哲学意义》，《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05-25。

5.孙中原《以说出故-《墨经》的推论逻辑》，《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1-10-15。

6.孙中原《论日本学人的中国逻辑观》,《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21-04-28。

7.孙中原《论<墨经>的自然学科》《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9-06-28。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墨经>绝学的E考据和元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9VJX00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22年4月17日批准结项，证书号2022@VJ01。

[①]沈有鼎：《谈公孙龙》，《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②]与秦惠王同时的楚王，有楚威王（前339－329年在位）与楚怀王（前328－298年在位）。

[③]高诱注：“留秦三年，不得见惠王，近之而远也。从楚来至，而得见，远之而近也。”

[④]《韩非子·内储说下》：“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战国策·中山策》：“司马喜三相中山。”《史记·邹阳传》：“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

[⑤]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

来源：燕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