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庆，金沙集团1862cc成色讲师，北京，100872。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团队培育计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论文献汇校释读”（22XNQT48）阶段性成果。

摘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相比其他哲学学科，美学的特征在于自觉探索中国美学话语的自主性，促进审美知识体系的全面建构。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历程表明，响应和执行不同阶段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任务，重视和阐释传统智慧，吸收和重构外来资源，是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知识体系化工作的三条基本路径。中国现当代美学学者有着明确的学术自主意识，在积极学习西方学说的同时，也重视振奋中国文化精神。他们的学术工作为当代中国学人理解人类文明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交往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体系基础。在未来，进一步建构中国美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途径包括：面向当代文化生活，诠释共同审美经验；提升国民美育意识，整合审美知识学统；展望人类发展前景，描绘中国美好形象。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美学；美育；文化自信

引论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如同无本之木。这指明了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自我突破、自我更新的发展方向。应当如何在具体的学科领域内探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方针、方法和方案，也就成为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哲学学科来说，建构知识体系本是题中之义。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与创制知识的三分体系，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在启蒙时代，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古典哲学延续发展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成为西方体系哲学的集大成范例，为现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进入20世纪，在西方文明因内在精神危机而质疑体系性哲学、并在精神层面自我拆解之际，中国学人截断众流，积极响应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厚积薄发，致力于探究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哲学体系的建构途径与实践意义。近年来，通过回应“中国哲学的合法化危机”等命题，西方哲学所强调的“普遍性”追求在经过提炼后，与中华民族原生态的思想资源达成了一定的融贯；由于知识体系横向移植而产生的诸传统并置且相互博弈的困难，也在中国学人体系化处理各种思想的努力过程中，得到了阶段性克服。事实上，仅仅基于西方文明经验的“哲学”显然有其限度，唯有在漫长而艰辛的中国化过程中逐步与东方文明的智慧达成体系性关系，哲学的普遍性和本真性方能得到体现。因而，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需要我们扎根中国大地，以文明的深度，回应人类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正是一百多年来系统处理古今中西思想传统并落实为知识体系的阶段性工作。哲学学科的体系化，实则是人类现实经验与思维图景的体系化，是“是”与“应当”的体系化。进而，这一工作涉及哲学学科下属的每一个学术侧面。无论是根据“古今中西”的坐标划出的具体知识传统，还是根据知识属性（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确立的探究维度，都归属于“知识体系化”的任务范围。一旦涉及对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的确认，那么既有的诸学科都需要对自身的知识传统和探究维度进行严格的确认，既确保其学术上的规范与有效，又体现其在文明脉络中特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

任何时代的哲学知识体系中都不可或缺的，是关于人类感性和想象创造能力的知识维度。在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古典哲学知识体系中，“创制的知识”所对应的文本是《诗学》和《修辞学》，试图探究城邦的技艺与实践智慧。在德意志古典哲学传统中，关于感性经验和艺术创造力的“美学”在体系中则体现着“桥梁”的重要作用。无独有偶，在中国哲学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美学曾经一度扮演过启蒙现代公民意识、探究创造性智慧、确立民族自信的角色。那么，对于美学学科来说，“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追求一种自主的美学知识体系，有何种历史渊源，在今天又有何种意义？

一、中国美学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历史进程与自主关切

“美学”的提法源出于西方。在西学东渐之前，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一种“潜存”状态。清末民初，由于内外时局的危机，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艺术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为中国现代美学学术化提供了思想准备。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维是奠定中国现代“美学”观念基础的第一人，他借助康德美学提出了“无功利”的学术和审美愿景，借助叔本华哲学提出了疗治人生苦痛的现实审美教育方案，还借助中国传统艺术教化思想，提出以“古雅”的形式实施普遍国民教育。蔡元培、梁启超则在民国时期大力推行美育，把追求美的人格培养视为教育的最终旨归。伴随着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人对西方美学的译介和对中国美学史的知识整理，严格意义上作为学科的美学开始在中国大学中获得重视，借助现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说解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现象的整套学术话语开始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也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等人的译介和研究中发展完善，成为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学术理论，并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中汇聚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的凝练表达。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艺理论和美学成为译介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学界对中国自身文化艺术思想遗产的全面整理和原理化，也从此刻开始。朱光潜大量的美学经典译介，宗白华对中国文艺内在规律的“美学散步”探究，蔡仪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做的奠基性工作，都确立了中国美学学科在比较美学和中国美学史等维度自主发展的方向。正如高建平所言：“无论是蔡仪在40年代写的《新美学》，还是李泽厚在50年代论争中写作的系列论文，都具有生气勃勃的原创性。他们不是把美学作为既定的知识教条来传播，而是在其中展现理论的勇气，透露出创造和发现的愉悦和兴奋，以及在论争中对信念的坚持。”

如果我们视1956-1965年的“美学大讨论”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终结”和当代美学的理论开端，那么，“美学大讨论”中的核心发言人朱光潜、宗白华、吕荧、高尔泰、蔡仪、李泽厚、马奇等，就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标志性人物。在学科的自主性上，他们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美学大讨论’出现在‘双百’方针发布之后，是学术上进行‘百家争鸣’的试验田，具有潜在的偏离苏联体系、走自己的美学研究之路的意味。” 王朝闻主持编写的《美学概论》是这一阶段自主讨论的代表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奇、田丁等学者参与编写了这部新中国第一部高等学校美学教材。在“美学大讨论”中，马奇积极参与，在美的对象、形象思维等问题上发表独树一帜的个人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老人”的再度活跃及李泽厚等学者在美学界影响力的增大，国内“美学热”开始出现。对于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译介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知识储备；与此同时，受到港台和海外思潮影响，对中华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工作也随之展开。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国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得以确立，无论是对古典美学的深度阐释和理论重构，还是对西方美学方法的系统引进和批判审视，都体现出中国当代美学学人一以贯之的文明意识与自身关切。响应改革开放对国际审美文化理论资源的需求，比较美学、应用美学等研究蓬勃发展；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度耕犁。如北京大学美学学科在叶朗的带领下，做出了先导性、突破性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或学术机构也纷纷形成了各自的美学学派风格。可以说，新时期各大高校美学学科的建设体现了中西互鉴、深入探究文明脉络的学术精神，在美学原理、美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知识贡献，为后来的美学研究者提供了进入学科的方便法门。

我们从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相比哲学门类其他学科，中国美学学科的特征在于：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主动探索中国当代美学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体系性和应用性，并集中反映为对综合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视。无论传统中国的审美资源，还是国外美学的系统成果，抑或最为前沿生动的应用美学问题，均在美学学科的教学科研范畴之内。中国现当代美学学者均有着明确的学术自主性，力求回应时代提出的命题，树立明确的价值坐标；在“原理”“传统”“比较”的三重视野之下，古今中外的美学知识在他们的研究生涯中获得了哲学层面的有机结合。这也为未来深化探究中国当代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长期以来，受到西方或苏联美学的影响，中国诸多美学学者容易在研究传统中国美学时陷入以舶来的“理论”丈量本土的“材料”的误区。为了有效应对这种难题，基于“原理”和“比较”视野的知识体系建构必不可少，其目的在于摆脱“以西释中”或“食洋不化”的困境，发掘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丰富意蕴，使之完成现代化转型，服务于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需求。

通过上述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美学学科大致发展脉络的回顾，我们看到了知识体系建构工作的艰巨与复杂。伴随着系统化、理论化的现代学术研究范式需求，最初作为诗文艺术评论而传世的中国传统美学，获得了严格的哲学观照和体系性处理，其中的原理性内容被抽出，用于组合为“中国美学基本范畴”，古典的体系性著作如《文心雕龙》《艺概》等，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指导下，美学研究者着重挖掘古今中外文化资源中的人民性和社会性要素，使之服务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动员，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提供了学术支持。对外国美学经典原著和学说的译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扩容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方便，也拓宽了美学研究者的世界视野。可以说，对不同阶段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任务的响应和执行，对传统智慧的重视和阐释，对外来资源的吸收与重构，是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知识体系化工作的三条基本路径。这三条路径最终充分展现在“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外国美学史”（“比较美学”）的研究方向当中。

二、中国美学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

就近些年的情形来看，对中国美学学科史和奠基性美学学者的研究，存在显著的描述-概括性特征。“美学”沿用西方学科命名，在谱系学层面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定位，其“知识分类系统的更新、学术分科体系的创设、西学典籍的译介、学科术语的产生，以及相应的学术制度的建立等”，都得到了非常详尽的研究；但在穿透历史语境、解读思想者心路历程和哲学追求等方面，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美学”之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及其精神遗产，也值得继续追问。

就目前各高校美学学科的情况而言，学人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典美学史和西方现代美学史。相比这两个重点领域，应当具备同等地位的西方古典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所获得的关注程度却不高。这种显著的学科重点偏移，显示出我们依据西方近现代文明史观（尤其是黑格尔以降的历史哲学）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将“中国”等同于“古代”的刻板印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部部现代哲学和美学的译著接续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一些学者会比较认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逻辑，并试图藉此重新修正中国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发展方向。而在美学原理领域，对美的本质的不断讨论，背后则体现出传统审美文化与现代性审美经验在交汇时碰撞出的惊涛骇浪。

当然，正如臧峰宇所言：“学界对西方哲学诸多概念和命题的理解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质，或者说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结构和价值观念阐述的西方哲学必然带有中国思想印记。与此相关的比较哲学研究力图通过跨文化对话，实现不同哲学的相互理解，进而深化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进入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美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虽然大量吸纳西方现代思想，却未在“内在理路”和初始动机等方面全面接受西方的方法与价值，而是在古典中国观念和现代西方观念之间游移不定，甚至以“拿来主义”含混过渡。中国近现代以来美学学科整体上的这种暧昧不明，可能正好打开了一个重启美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讨论的话语空间。建构中国美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或许首先要对“古今中西”的知识资源在现当代思想现场发生碰撞的历史细节展开有效的考察。这也就要求我们观察中国古典审美思想和西方现代美学在20世纪磨合后产生的观念火花，推敲重要美学思想家的思考轨迹和问题意识。这样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加强美学学科的体系性和厚重性，还是为了展现这一学科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逐步凸显的自主性特征。

首先，我们需要着重处理外国美学史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诚然，“西学”与“西潮”是刺激中国文教秩序发生空前变革的首要动力，并且最终构成了“一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回避的传统”。对美学学科而言，“外国美学史”或体现为西方美学史，或体现为苏联美学原理的历史。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却没有理由就此以“西”为“体”，并全盘否定具有数千年历史并造就过辉煌文明的中华审美文化在当代依然具有的重要教育意义。时至今日，有识之士依然会与钱穆当年一样陷入隐忧：“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这里的“文学”可以作为美学乃至于文化的代表。“传统”的审美文化实则构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生存基因，一旦在自身的审美体验上出现了自信缺失，那么存在的意义也将随之沦丧。正因为如此，20世纪数代中国学人在吸收外国美学资源时，往往采取“化用”和“重构”策略。他们之所以选择学习西方，是因为本国遭遇了过去两千多年未曾遭遇的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有必要采取立竿见影的文化比较方法，引入基于西方现代经验的改革方案，通过重构国民性，回应具体的社会与伦理问题。这种态度，其实体现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权变”思维；相应地，在许多人看来，传统的审美文化依然具有“经”的核心地位，甚至正是这些文化要素（而非舶来的西洋思想）作为事实上的核心推动力，激发了中国的现代转向。用孔飞力的话说，中国近现代的知识人“巧妙地以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来自外部的价值观”来为变革的议程进行辩护，在他们笔下，即便是外来的知识，也在融入过程中受到中国“特质”的再造。

进而，我们会看到中国学人以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精神吸纳、改造外国美学知识的可贵努力。这也让我们发现了中国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研究在超越“现代”、改造“传统”方面最为典型的功能。受到传统美学精神的根本性影响，中国美学史的现代学科构建始终体现着“修身”的目标。而在美学原理的构建层面，面向国民的普遍“启蒙”意识构成了其动机与内核。这种“修身”与“启蒙”的二元性充分说明，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逻辑是汲取传统精华以开辟现代自主性。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美学史话语，大多并非局限于逻辑命题的抽象定义或概念分析，而总是伴随着一套具体的身心修养的实践措施，其中当然也就蕴含着十分明确的解决个体生存意义的哲学动机。这套话语往往源自儒家从思孟学派到陆王心学的“养气-修身”的自我操持的工夫，也会从释道传统中吸收诸多营养。通过全面发掘这些古典资源，并将其运用于对人类情感机制的讨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提出一种推陈出新的生命态度，实现对现实尘俗中的生活秩序的反省与超越，让自我在一系列思想训练中澄明己心，进而塑造更为健全、真诚、朴善的人格。就历史传统而言，这种自我修养不仅包括道德上对私欲的克制，还包含着强烈的“游于艺”的色彩：在文艺审美活动当中发现世俗自我背后的无功利、无私念的“真我”。这种理论话语，反而让“从固守传统到反传统的剧变进行得很容易”。

在建构这种“反求诸己”的审美修养论的同时，一种通过审美原理的奠定和审美教育的实施来启蒙芸芸民众、进而实现良性政治社会关系的冲动，也在现代中国美学家关于美的本体论和系统原理的表述中时或涌现。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知识人一贯试图为中国找寻能够与西方现代性相抗衡的“内在精神”，进而，中国古代重视“质”与“实”的思想成分得到不断开掘，逐渐生成一种近代独有的文化改革方案，其关注重点从“求诸放心”转向“实事求是”，并在科技研究、军事操练和政治改革等方面呈现出一种鲜活的现代气质，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合流。与此同时，知识人也必然会跳出儒家礼乐文教的正统框架，探寻原理化和普遍化的民间教育视角，并以实践与生产的态度调动“人民性”的诞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礼失求诸野”的心态：由于当时的思想家相信西方的强势在于运用民力，进而也就渴望凭借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调动民间力量，对其进行整合、劝导和教育。总体而言，这种教育倾向首先是儒家“亲民-新民”观的延续，然后也是一种以现代生产关系为导向的民主启蒙观念和革命观念的折射。无论是蔡元培对美育的主张，还是朱光潜对“人生社会化”的提倡，抑或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对人民性、阶级性的重视，都显著提示着这种启蒙方案背后的民族忧患意识。这也是20世纪中国美学显著体现着的家国天下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脉络中，在检讨美的本质与社会性的大讨论中，这一意识得到了更为明晰的展现。

现代美学重视个体“修养”的知识化线索里其实反映着“务实”和“通俗”的启蒙理想；同样地，在面向普罗民众的积极的审美原理及其启蒙方案当中，对每一个体的自我修养的强调又层出不穷。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美学知识体系中，由于传统儒家“独善-兼济”思维构架的影响，加上现实格局的左右，关于人内在性情修养的美学史学说和关于社会启蒙的美学原理学说总会发生融贯。就此而论，一旦我们回到20世纪的知识语境，以“经权论”的历史视角进行审视，就会发现，中国美学学科在其诞生之际，就具有更为本原的思考框架，即基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质文相救”意识。在朝代更迭、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古人认为，应当在作为“质”的人之自然情感和社会性的“礼”之“文”之间营造彼此含蕴、相互奠基的关系。“文质彬彬”的状态不仅是个人修养的目标，也是社会群体生活的理想状态。“质文相救”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知识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时而重视“真诚”“朴质”、时而强调“礼义”“节文”的根本原因：如果“文”走向“虚文”，说明“质”的成分发生了腐化；如果“质”走向野戾，说明“文”未能起到修饰、规范、节制情志的作用。文-质、礼-情的关系在于彼此促进、彼此维护，一旦失去了这种相互关照的可能，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审美生活都将失去向度和质感。在这一质文论的基础之上，中国现代美学知识体系源出于传统的历史逻辑，也就得到了初步的厘定。

在晚清维新变法的语境中，以廖平“改文从质”的口号为标志，中华之“文”与西洋“野人之质”的对称关系得以建立。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史的基本走向：中国现代知识人熟悉传统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品质，即便借用西方美学资源进行学术论说，也是为了回应中国问题，并同时探究普遍的人类审美文化发展方向。在积极学习西方学问的同时，知识人也时刻保持着一种理想，那就是基于礼乐文明的传统，向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生活方案。作为一种以重新振奋中国文化精神为目标的知识体系，以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美学家，为当代中国学人理解人类文明共通感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交往机制积累了丰沛的学术遗产。尽管不同知识背景的美学研究者会基于具体的历史动机而开辟不同的学派立场和理论谱系，但就其作为中国传统文教精神之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人而言，他们共同延续着中国的文化本位，试图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下开启新的哲学视野和审美风气。有一样东西一以贯之地存在于跌宕起伏的中国美学的现当代学术史之中，那就是对深邃美丽的华夏文明的敬重。在今天，我们该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是继续深化对中国美学研究传统的诠释与应用，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美学知识，把被历史尘埃掩盖的智慧再度发掘出来，以包容但不乏自信的态度，建构更为坚定且富有活力的中国当代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对建构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和创新方向的初步思考

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为了响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直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必须首先立足于对当下时代的全面科学认识，也需要立足于对学科自身的曲折历程、内在逻辑和自我期许的全面认识。诚如高建平所言：“中国美学70年的发展，使我们走到这样一个节点上：知识和经验积累到了一个程度，需要在原创上作出努力。”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追问的就是：在当代，在中国美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原创建构工作方面，将会面临哪些时代命题？这一工作应当在哪些方面创新，又应当如何推动这些创新？

（一）面向当代文化生活，诠释共同审美经验

美学隶属哲学门类。从具体角度说，美学是运用哲学中的一些原理去研究艺术活动和审美经验的一门学科。它关注的是“美”“美感”“艺术”等独特的方向，它基于哲学的思维框架看待问题，而不是就经验谈经验。这是美学不同于艺术学、文学的地方。但不同于哲学门类其他学科，美学要求更为坚实的经验积累和感性体悟。在美学中，无论古典的思想资源，还是现代的生活图景，都是必需的经验储备。美学研究需要逻辑的头脑，更需要一种柔韧的生命体感。就此而论，美学是一种“桥梁”学科，它在抽象的哲学义理与具体的文化艺术经验之间，搭起一座知识的桥梁。

在当今时代，随着审美文化现象的空前涌现，过去的美学知识体系也遭遇了“消化不良”的难题：许多新的审美趣味、艺术形态和文化形式需要得到新的理论阐释；过去的经典范式在对待新时代的丰富经验时，难免挂一漏万。当然，从一开始，美学就面临着这个难题。要用一种整全的原理来概括人类的审美活动，尤其是概括“文化”和“艺术”这两个宏大知识体系中的每一个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文学、音乐、美术、电影、戏剧、舞蹈等的内在逻辑不一样，创作方法也不一样，即便我们提出一种“跨媒介艺术”的总体性知识框架，也只是将其逻辑建立在一些类比的、隐喻的表述之上，譬如“诗如画、画如诗”之类。这些命题大而化之，对具体的艺术生产和鉴赏来说并不具备明确的操作性指导意义。只瞄准技法、手段乃至于专门知识，就试图去完成巨细无遗的艺术和文化知识学建构工作，将会万分艰难。相反，立足于当代丰富文化经验的美学研究者则会从中辩证地看到一种契机。他们首先会指出，美学作为感性学，应当回归其原初意涵，关注审美感受之原初经验，并在历史化的描述和原理性的归纳中呈现这些经验，描述其对人类的此在性身体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如果要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场域中落实美学的知识体系建构，也就不得不把焦点从审美活动的类型和艺术创作的技巧，转向最为典型化的生命经验和存在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和美学原理，当代的美学研究更应当具备“生活世界现象学”的眼光，通过系统而精确的历史阐释，尝试重新描述中国人共同分享了数千年的艺术文化经验，使之与当代人的生命节奏达成审美共鸣。藉此，美学学科将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身为本、为己成德的伦理关怀，将对“实事”的哲学反思与对中国人的存在境遇的感受和描述结合起来，提出一种立足于中国自身文明的美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发展方向。

对“经验”的重视，要求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不仅朝向历史，还应面向未来，展望技术革命带来的可能前景。高新技术的发展，必将引发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得到及时有效的观察与研判。世界范围内，媒介通讯革命、互联网生活空间和人工智能等热点议题开始获得美学学科的密切关注。在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之下，传统的审美形式逐渐让步于图像化、影音化乃至于赛博格化的多媒体审美形式，同时，审美价值的边界也日益含混。当代技术进步论拥护者基于现代科技，判断人类的审美活动将随着虚拟感官、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而发生革命性转变。同时，随着美学学科对自身规范化和可操作性的强调，研究者对科技主义思维的借鉴已经成为必然。近十余年来，生态环境美学、认知美学、虚拟世界美学和人工智能美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了飞速突破。综合把握这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成就，跳出短期利害关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展开深刻的科技美学研究，并进行批判性的理论总结，是当代美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在诸多前沿美学所关心的话题里，感性的、审美的经验依然构成核心内容。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的审美经验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获得更为明亮鲜活的呈现，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议题。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在数码影像和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审美感受力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拓展，其中所涉及的经验能否明确知识化为一种概念，其与传统审美经验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样的一系列子问题，也将随之得到追问。但无论如何，技术进步带来的审美经验革命，虽然可能披上个性化、风格化的外衣，但在深层的“算法”层面，我们的体验极有可能变得更为集中一致，而非千差万别。相比因时空阻隔而产生“距离”感的传统审美经验来说，极大地刺激感官并拓展人类认知幅度的当代技术化审美机制，会更容易也更愿意生产出显著的价值认同和向心力——诸多关于未来科幻想象的影视作品在今天带来的显著意识形态凝聚力，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明证。面对这些审美经验，结合最新的跨学科研究视域，展开更具创新意义的理论探讨，将使得美学学科的知识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更新，一种全新的主体性潜能也将在其中得到孕育。

（二）提升国民美育意识，树立审美知识学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从历史渊源来看，现代美育工作的根本特点，就是面向人民大众的“审美启蒙”。在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思想家的笔下，美学具有启蒙哲学的属性，其目标是提升大多数民众的情趣与品位，从而实现现代国民的人格提升。在中国，诸如朱光潜的“人生艺术化”等美育口号，也带有大众启蒙的旨趣。进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志于美学思考的人士，也会把面向多数人的审美文化普及问题视为自己的学术使命之一。尤其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进一步满足的时势之下，如何能够让人民发现美的品质、在“审美”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将成为当代美学探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这方面，有一个要点或许不可忽视，即美育本身具有“双向奔赴”的特性。一方面，具备良好审美修养的思想家或艺术家，应当愿意“俯就”大众，进行普及性的审美知识普及工作；另一方面，大众应当理解且能够体会到审美文化活动带来的生命转向的愉悦，并积极落实审美的人生。前一方面比较常见，而大众的自我转向则显得尤为困难。在大多数历史情况下，响应上层审美文化启蒙的大众，要么是基于经济驱动，要么是跟随政治动员。审美的品质在下渗民间的过程中，往往也会为了普及的可能性而披上通俗的外衣。这也就使得当前“美学”和“美育”很容易被附着一种大众文化生活的商品属性。此外，中国地域文化庞杂丰富，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有彼此冲突的审美趣味，不同的人群在审美的知识水准方面也千差万别。如果承认一切民间自发文化的正当性，也就极难在其中找到“去粗存精”“存俗尚雅”的契机。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独特贡献之一，在于良性地调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审美教育的路线，既强调文化人所具备的先锋队式的文化领导权，也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品质的原汁原味的提炼，将二者有机结合在成体系的文化动员当中。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群体再度专业化，民间审美系统也随着大众媒介、网络文化的盛行而逐渐摆脱精英导向的控制，二者之间的鸿沟再度出现，并使得公共美育的普及成为一个愈加显著的时代难题。也许，“彻上彻下”的美育，必然需要重新探寻作为中介的“塑造者”。

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话说，许多艺术家能够做到高层次的审美观照，是因为其用一种“真实之眼”打量世界：“大家之作……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就此而论，审美的真实性，似乎源于知识的真实性。审美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以一种朝向知识的求真启蒙为基础。但王国维也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这似乎说明，审美中介者的自我要求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朝着“客观”的方面去体认这个世界的丰沛与复杂，从中总结出人情万象的基本规律；二是维持内在的“本真”，不受外物浸染，由此确立纯净的内在心灵境界。审美的启蒙，不可能只是主观内在境界的维持，还需要不断朝向“阅世”层面的努力。这意味着，对多数人来说，要达到审美的人生境界，首先要进入“生活世界”，对经典的艺术人格和审美趣味进行学习。这也就揭示了审美作为一种“知识”的重要性。“美”在这个意义上并非一个先验的概念或者单纯的形式，而是关于审美经验、艺术趣味、文化风尚等方面庞杂知识的综合。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颠倒过来看到“美学”在纯然审美经验之外还可大开的“方便法门”，那就是对关于美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并不是说经由这些学识的积累，就一定能达到高层次“阅世”的境界，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学识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经验性的素材，使得他们丰富关于人性和美感的眼界，获得一定的审美趣味。

王国维在完成《人间词话》后，正是基于这种意识，转向史学和金石学等领域的研究。显然，他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审美教育的重视，而是找到了更好的教育中介——基于学识的“古雅”趣味。在他看来，通过“积学以储宝”的态度，趣味与美感将首先以知识的形态进入普通人的学习过程。美育需要在两条不同路径的交汇处得到理论上的奠基。一条路径是基于研学求知，对人情人性展开广泛的阅读和品味；另一条路径则是通过反观本心，达致超越性的审美体悟。更为具体地说，这要求美育首先是成体系的知识教育，在一个整全的学术统绪中不断调动资源，具有“彻上彻下”的多元多维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美学知识体系就有必要首先勾勒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知识学统，以此作为朝向未来国民健康人格的美育“武库”。美学研究者应当尽可能通过经典解释、文献整理和艺术复原等方式，让“古雅”的文化艺术氛围再度重现于当代人民面前，在感性和知识的双重维度上增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信心。

（三）展望人类发展前景，描绘中国美好形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的文化创新，要求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应当积极回应这一时代命题。这不仅因为“形象”与“叙事”都和美学息息相关，还因为作为终极价值的核心探讨方式，美学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具有独树一帜的生存哲学品质，其中包蕴着诸多能有效治疗现代性病症的智慧储备。如果认为“针对近代知识体系的弊端，我们应该建构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注重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关系，体现和谐、融合、统一、开放、包容的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那么，这一知识体系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自主的美学知识体系。众所周知，众多国外人士热衷于深入了解并传播中国优秀的艺术与文化，尤其热衷于探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和深邃。在当前的认知中，整合已有的美学知识，系统讲述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和审美品位，能够有效吸引世界的目光。同时，传统的中国哲学和美学思想体现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祈愿，具有显著的价值指导性和可分享性，应当成为塑造和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参考，与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性话语霸权展开争鸣，以求提供对现代美好生活前景的全新理论阐释路径，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旨归。当然，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在未来的文化对话中，交流的程度和“深度”，显得尤为重要：

不难想象，创造不同文化之间的兼容点并不难，但问题是，容易找到的兼容点却往往缺乏重要价值，无足轻重。这是目前文化交往的一个局限性。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找到了诸如美食、旅游、娱乐以及艺术之类的文化间兼容点，这些兼容点确实有助于形成感性经验的共情，但不足以建立信念或思想上的同心。而且，未能在深处触及信念和思想的经验也终究没有触及深层的情感，事实上，没有思想就没有情感深度。文明的深层语法在于信仰、哲学、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正是这些深层语法的差异构成了难以逾越的文化边界。跨文化的难题不仅在于缺乏落实在文明深层语法上的跨文化聚点，而更为困难的是，还存在着难以互相妥协的冲突点。

美学需要让多元文化的质料素材逐步上升，使之在终极价值层面得到清晰的界定，惟其如此，“文明的深层语法”才能得到精准的描述，对本民族审美精神的阐释和推广才能恰如其分地获得世界人民的理解和重视。要更好地建构自主的美学知识体系，需要在此层面深度把握“人类”对“美”的本质需求，还需进一步展开对具体文化现象的多维审视，加强对“修辞策略、翻译、话语构成、命名实践、合法化过程、喻说以及叙事模式”等历史细节的深度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延续中国20世纪美学在“比较”方面所做的历史工作，加强对“世界美学”的知识体系构建。

置身经济全球化语境，世界的审美多元格局已经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这一国际视野就和中国美学研究的自主视野无可分割地绑定在一起。直到今天，“世界美学”构成了中国美学学人的知识底色，也正是因为具有“世界美学”的视野，“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才能得到“和而不同”的呈现。在未来的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工作中，对全球文化艺术知识体系的“文献学意识”和“跨语际对话意识”将必不可少。在学术层面，拓宽视野，加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审美文化思想和学说的研究，是当前美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要点与难点。唯有直面全人类的知识宝藏，我们才能清晰厘定中国审美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气运与使命，继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促进中国审美自信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积极回应世界范围内的审美价值共享问题。

最后，我们应当进一步直面中国历史性现场，对新时代以来中国繁荣发展的文艺表达进行理论化凝练，加快推进当代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整合工作。应大力推动文化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元化，使得高速度、高强度、高敏度的“新感性”体验成为未来世界文化交流的主流。在海潮般的当代文化生产趋势之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获得了丰富的素材，也遭遇着空前的挑战。我们不仅面临着专业审美文化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化问题，还需要回应日常生活中人民对感性体验复杂化和审美价值多元化产生的诸多困惑与不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面积极的文化引导和情感动员，深化促进良性的审美风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感性形态在理论上达成协调，对当前的文化艺术创作和批评提供知识层面的自主意识和规范意识，以求品质卓越、态度端正、内涵深刻的美学形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为中国形象的确立做出实在的贡献。

随着对上述时代命题的回应，中国当代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将会做到有的放矢和厚积薄发。这不仅因为美学学科具有独特的时代属性，还因为中国新时代学术知识体系建构必须首先立足于时代的命意，在继承和发扬20世纪宝贵历史经验的同时，树立新的探究坐标，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供对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怀。

本文转载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