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志洪，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学院副教授。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展开过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日益生成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具体现代化诸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一般现代化的超越，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新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内核，奋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是“文化”之人的文明，从而成为一种超出其他现代文明的更高现代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在内容上展开为相互协调的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对于中华传统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并表现出更为高度的统一性、和平性尤其是包容性与创新性，在兼收并蓄、综合创造中通达更高发展境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相辅相成、砥砺前行。现代化构成当前中国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皆要求并实际地发展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化”即变化、转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即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亦即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是现代中国的生成与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即中华文明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程或中华传统文明向中华现代文明的转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当前中国的核心主题。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成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实现，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加以实现，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即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文明作为人类活动与社会运行积极成果有机整体的意义上，内含人之发展的社会发展，在主要内容上即为文明发展。同理，现代中国的发展即中华文明在现代的发展，亦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现代中国的高度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此种复兴的过程与结果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反过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

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这种一体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进程中创生与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方面（落脚点），这意味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当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前行。

一 超越现代性的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可以从诸多不同的具体向度和方面认知中国式现代化新之所在。对此，学界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如果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集中概括为一点，那就是既实现现代化又超越现代化，既超越过往现代化又超越一般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生活于现代的人们总是探索更优或者说更有益于自身存在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始终既立足现实又追求理想，自觉以“高于”现代化尤其资本现代化的立场审视现代化。阔步前行于不可逆转复兴大道上的中华民族，有着较过往现代化乃至一般现代化更高的眼界和追求。以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对待现代化诸模式，开拓当前历史条件下适于中国的“最优”现代化，成为华夏儿女的历史自觉与时代自信。对过往现代化以至一般现代化的积极超越，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需要更加辩证的思维加以理解。正如身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不是先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样，当下我们也不是必须先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再超越现代化，而是可能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超越现代化，或者说可能以更高的要求展开现代化建设，从而通达更高发展境界的现代化。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但是对种种具体现代化的超越，而且是对一般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新颖之处在于，中华民族在其现代化展开过程中不仅意识到过往种种现代化实践之弊病，而且洞察到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的特定历史进程具有在其自身范围内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洞察到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难以实现人的理想的存在或生活，唯有不断地对“现代化”予以改良、优化亦即“再现代化”或者说不懈“现代化”，方能让全体社会成员通达良善存在或美好生活，绽放生命之精彩。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以“超现代化”作为自己一种基本的指向和任务，在认知与行动上皆力图实现更高水准、更高境界的现代化，或者说将现代化本身推向更高水准与境界，开创更优、更有益于社会的人之存在的新现代性，以创造更优的文明形态，开启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既是应然的取向，亦为实然的状态。

现象学启示我们，依不同的视域认知对象可能形成大相径庭的结果；合理的看视区域构成理解和解释的关键，此种视域让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是否具有超越的眼光与思维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在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始终需要一种超出和越过现代化的视野，并同现代化相互作用、相互批判、相互校正。马克思当年曾期待德国以“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使自己不但“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同样，当代中国的发展亦非只能机械地先追赶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再超越现代性，而是应当可以既追赶又超越现代性，并且在追赶过程中同时积极尝试部分超越，在部分超越中总体追赶。由于现代性之内在系统性、机制性的缺陷与弊病使人类无以通过现代化达至很高的存在质量，故唯有以更高的视野和境界面向现代化方能通达更高的现代化水准。社会主义的中国最终要达到的不是马克思三形态理论中第二大社会形态之现代化所能企及的发展高度，而是共产主义社会，亦即通过现代化通达第三大社会形态。

“现代”概念并非现代人的独创。诸多历史时代的人类皆将过往视为“古代”，而将自己所处时代视为“现代”，认为今胜于昔。因而，在过往的历史时代时常出现不同形态的“现代化运动”，尝试让国家或地方达至该时代的一流发展水准。但历史条件的制约决定了任何“现代化”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化”，只能达到特定发展高度。现代人类所言之现代化亦如是。就实质而言，现代性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程度或高度，现代化即通达此程度或高度的变化或转化过程。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为动力，使工业文明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和行为深刻变革的特定过程。简单地说，现代化即走向现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是现代性的讴歌者与继承人，又是现代性的批判者与超越者。作为现代社会规定性的总体，现代性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今，经过五百多年的运行已然生成了相对稳定的质，虽然至今仍处于变化之中，但不会无休止地改变与提升，它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有着复杂关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认为，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构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前篇”。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是现代社会“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资本现代性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而共产主义则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根本超越，表征人类发展的良善状态。要言之，现代化是向现代转化或者说走向现代性的过程，现代人的现代化只能达到现代性所确定的大致发展水平，而非人类发展可能的最高程度与完善状态。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一般性。中华民族的当代发展当然不能满足和局限于现代的一般水准，而必须始终趋向可能的最高水准以通达美好生活与真实自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后，华夏儿女还要朝着更高的发展目标迈进。

也就是说，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人类社会能够于总体的渐进性发展过程中展开和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关于俄国农业公社或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给人以深刻启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俄国公社由于当时所具有的内外有利条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不仅俄国公社如此，整个俄国社会亦如此。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发展的步伐可以一定程度地迈大和加快。百余年来，伴随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其他社会条件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既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又注意超越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理论实践创新，既大力吸收、借鉴一切优秀和先进的文明成果，又自觉破除、消解各种不具有时代合理性、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东西，博采众长、革弊鼎新、综合创造，锻铸一种更适于社会的人之存在的更能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与发展水准的新现代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取向等关键要素，蕴含和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一般现代化的超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现代化贯注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取向，这是过往现代化所不具有的。中华民族的新现代化内在地超越了现代性，或者说对一般现代化实现了积极的超越。诚如吴晓明所言，“这种新文明类型根本不可能局限于现代性的范围之内，根本不可能仅仅依循现代性及其变换形式来得到真正的把握”。当然，中华民族这一宏伟的超越之历史过程，仍将长久地通过新现代化展开。

概括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新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越出过往现代化的视野与地平，探索和实现新的、更高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境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是新的现代化，而且是更优或更高的现代化。这种“优”或“高”集中体现为既实现现代化，又超越现代化，将人类的现代化提升至新的境界。此种超越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的新之所在，亦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新现代化，又实质性地展开为超现代化。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质与内容

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一种超越其他现代文明的新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时生成和发展起来。独特的现代化同独特的文明创造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与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现代化又力图超越现代化相一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通达现代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是一种更高程度的现代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同样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努力、跨越艰难险阻，走出不凡道路，建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人类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更高现代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当然，二者称谓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凸显其所创造的文明是不同于传统文明的现代文明；其现代性既针对人类的前现代文明，更直接相对于中华民族的前现代文明或传统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强调所创造的文明是一种不同于人类全部旧有文明的崭新或全新的文明。中华文明走出了前现代的历史，进入了现代的历史阶段，发展出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创造主体，强调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中新的文明创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着重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之于人类文明与人类世界的价值。

就实质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内核的现代文明。这种文明既具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先进性，又有中国的特色与优长。中华民族致力于开拓一种既较当前主导文明亦较其他诸多文明更适合中国人民存在与发展的文明，进而开创使人类及其文明朝着更优的方向发展的新文明。这是中华儿女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唯有人才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是创造现代化社会生活的生气勃勃的能动的力量”，“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与关键为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人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更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实现而且必须依靠中国人的现代化，但“中国人在现代化中具有二重因素：现代化因素与非现代化因素”。因此，有必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现代化的合格主体，成为新现代性的优秀创造者。

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一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真正的人的文明。以资本为主导力量的西方现代文明在本质上和深层处是物的文明，是非人乃至反人的文明。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甚至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食人资本主义”。“羊吃人”的内里是“人吃人”，而其真正的实质却是“资本吃人”。韩炳哲将资本的积累逻辑同远古的“玛那”积累逻辑相关联，认为“资本的行为就像现代版的玛那”。“玛那”指人通过杀戮他人而实现权力的积累。新自由主义则企图让人欢愉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生活，自以为自由，其实受到更深刻和严重的奴役，甚至陷于“自我剥削”的境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力图超越此种人和人的文明之物化状态，使之通达真正的、更高的文明状态，一种“文化”之人的文明状态。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核性要求，即力图让全体社会成员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实现良性存在以至通达最优存在。此种存在绝非只是物质生活或某种生活的片面增长，而是生活的全面发展，是生活品质的综合提升；此种存在决非只是少数人的发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充分提升，是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此种存在绝非一国独好，而是各国皆好。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旨趣。此种存在亦非人与自然的对抗，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不仅是特定个体与共同体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且要求作为类整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与上述实质相一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内容上展开为相互协调的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首先是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对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文明整体的高度发展，必然要求其各组成部分的高度发展，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能不是高度的。如今，文明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不仅需要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且需要高度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

其次，高度发展的文明以各文明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为必要前提与基本标识。没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与有机统一，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众所周知，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文明的发展上，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诸文明之间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有的发展较快，有的相对慢些，且诸具体文明建设之间难免出现某些不易协调的紧张乃至冲突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整个文明发展的方向与节奏，最大限度地协调诸文明发展的关系，努力使之达到协调发展的境界。

文明是文明主体生活的过程与结果，“文明问题实际上是生活问题的变型”。中华民族的五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具体要落实到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生态生活等主要生活之中。在此意义上，建设中华民族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也就是实现中国人民高度协调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生态生活。二者一体两面。协调而高度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生活，即总体性的美好生活。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就是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这种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即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当然，目前我们的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缺憾，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人民的需要总是处于不断提升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一方面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得到更好满足，另一方面让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渐得到提升，从而让中国人民过上愈益良善的生活，通达美好之境。而这本身也应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些突出特性，既是中华文明长久以来的鲜明性质，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烈追求。它们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传统文明共有的性质。当然，在共同性的另一端，差异性亦必然存在。相对于中华传统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方面更为突出，尤其是包容性、创新性与和平性。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从大历史视角来看，中华文明从诞生起就主动地包容异质文明，且愈益积极以至自觉。“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让中华传统文明获得了灿烂的成果，而经过长期努力和积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也更为迫切需要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一批既熔铸古今又汇通中西的文明新成果或新文明成果，中华现代文明彰显出更高的包容性。

一是包容的态度更为积极。任何文明甫一接触异质文明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由于不习惯、不适应等原因造成的排异现象。在总体包容的历史过程中，中华传统文明也曾在某些时刻出现过一些类似情况。较之于中华传统文明，中华现代文明在包容异质文明上更为自觉。经过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尤其是吸收了近代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华文明已经高度自觉地认识到：封闭僵化只会衰退，开放包容方能进步。中华民族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现代化，促进外来文明成果的本土化，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是包容的内容更加丰富。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维度看，中华现代文明所包容的内容皆更为异质与多样。从空间向度看，中华传统文明将中国广袤大地上林林总总的道德、习俗、宗教、文化、传统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文明，突出地表现为对儒释道各家的包容与共存；而中华现代文明不仅在儒释道等东方文明的范围内兼容并包，而且大幅吸收了非东方尤其是西方的文明因素。从时间向度看，中华现代文明既兼容现代的诸文明因素，亦包容诸多历史上有益的传统文明因素，可谓“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由于态度与内容上的这种提升，中华现代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包容达至更高程度。更高的包容性为更优的创新性提供了厚实条件。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事实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生成，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不懈创新的结果。

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仅显现出创新性，而且彰显创造性。创造是“人的活动所特有的功能特性，是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活动发明和生产未曾有过的新事物的过程，其效应则是未曾有过的新事物的产生”。在我们看来，创造与创新有所区别，它不是一般的创新，而是“原始创新”。创新的形式很多，如新的理念、思路、机制、形式、话语等，但多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与优化，是将“有”变“优”。与此不同，创造更加突出原创，它是“无中生有”，更确切而言是“有中生无”，即在已有基础上开拓性地发现与发明。创造是一种近似于“从0到1”的根本性突破，也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创新。“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通过不断地创造实现的，每一次新的创造都以前人的创造为前提和基础，通过不断地创造，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总会达到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一个新的时间空间界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在物质文化领域、制度文化领域、精神文化领域不断进行创新性的人文创造，否则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落后，就会缩小甚至丧失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时间空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生成并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就在于博采众长、综合创造。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守正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自己的国情和愿景出发，以本民族的文明为基底，积极吸收、各种文明的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造，从而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和平是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战火纷飞、战乱频仍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实现文明的升华。唯有和平安定，方能取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因此，和平成为人类共识，并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维度。二百多年前伟大哲学家康德厌恶西方世界的战火冲天，热切构思“永久和平论”，期待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和平”。在此种优秀传统滋养下，中华民族珍爱和平这一宝贵财富，使中华文明发展出突出的和平性。特别是在经历长时间的战火烽烟、生灵涂炭后，中华民族更加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渴望安定和平的国内外局势。当然，对于和平的维护，需要以高质量的发展作为保障。国家强盛才能更好地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崇尚与追求和平，同时更热切地维护和平，始终“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我们不仅始终在国际上强调和平的意义，主张以对话解决纠纷，维护和平的世界格局，而且积极地为世界和平作出努力与贡献。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不将特定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未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我们能够在世界和平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更有力地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健康发展，而且显著强化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统一性，让此种统一性得到进一步升华。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日益增强。分裂割据不得民心。团结统一是人心所向，也是中华民族福祉所在。而统一性和文明整体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让中华文明更加有力地传承与绵延，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连续性。团结统一、健康发展的文明能够持续前行，宛若奔腾的大河般流淌不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更高层次统一性的基础上生成出更高程度的连续性。

此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表现出人文性与引领性等较为显明的规定性。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真正以“文化”之人为中心，努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文明形态。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呈现出强烈的人文性。人文性是人及其生活世界持续“文化”生成“文”的规定性，即人的“文化”的规定性。人创造“文”，并以“文”确证和发展自身，是为“人文”。“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贲卦·彖释》）源远流长的古老智慧道出了文明与人文的内在关联，真正的文明一定是人文性的，唯有人文性的文明才可能是光辉灿烂的高度文明。相对于资本文明，新文明自当闪耀出人性和文化的光辉，准确地说，闪耀出人性之文化和文化之人性的光辉。这是一种持之以恒地“文化”从而不断发展和升华的人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引领性更加显著。根据唐代学者孔颖达注疏的《尚书·舜典》，文明内蕴经纬天地、照临四方的意涵与要求。优秀的文明必然对其他文明产生有益影响。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明对于人类其他文明尤其周边文明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时至今日，随着科学技术、国际贸易、民族交往等的发展，文明交往互鉴的条件愈加成熟，优秀文明影响与引领其他文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大幅增强，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充分条件为人类文明作出较之过往更大的贡献。在作为现代强势文明的西方文明的局限性愈益暴露时，中华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确立了一种有益的样本，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可能的选择，呈现出一种方向性的引领与榜样性的示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努力让中国特色成为独特优势，使有益的中国特殊性自然地上升为世界内在的普遍性。换言之，中华现代文明的某些核心规定构成人类现代文明的普遍要求。譬如，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必须以“文化”之人的良性生存为中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进、人与自我和谐共处。可以预见，随着复兴步伐的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引领将更为凸显。当然，人类的文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未来也不可能只有唯一“优越”的形态。正如今天我们反对将某种特定文明“标准”强加给自己一样，复兴了的中华文明也不会按照自己的模式去要求其他文明，“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而只会在他人自愿前提下为其提供借鉴，并始终在与各种文明的交往中吸取他人优长以提升自身。

人类世界正处于“向何处去”的关键转折期与历史关口，迫切需要有民族-国家开拓新的、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大有可为，完全能以自己的创造性作为和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更高发展提供现实性的选择，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朝向更高发展之境大踏步前行。

转载自《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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