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艾思奇先生撰写的《大众哲学》绪论第二节《果树林里找桃树——哲学是什么？》（艾思奇：《大众哲学》，26—35页，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经师·人师”专栏重刊此文以向大先生艾思奇致敬。此次重刊，因篇幅所限做了删减，对个别字词及标点稍做了修改，其余正文均遵从原文，并以这一节的副标题《哲学是什么？》作为文章名。

究竟什么是哲学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哪些思想是属于哲学一类的，哪些不能算是哲学思想呢？假使有一个人走在各种各样的果树林中，想要找寻桃树，如果我们仅仅向他说，你到处都可以找到桃树，那他是不能满足的。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样的树是桃树，什么样的树不是桃树，这样他才能够容易找到桃树。

我们还是从生活的问题讲起吧。试就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来说，那时人民的生活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处在生活困难的情形之下的人，会发生一些什么思想呢？首先他们自然要对于自己的目前境遇表示不满，对于社会现状表示不满，这是一切生活困难的人大致共同的思想。但是事情是不是就这样简单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对于现状的不满是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的；而这些不同的想法是由于各种人的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有的人会由不满而变为绝望，会感到人生没有意味，会以为世界无可留恋，个别的人甚至于会进行自杀。有的人相信命运的观念，遇到困难的时候，只埋怨自己的命苦，认为现状无法改变，即使是牛马的生活，也只能默默地忍受，而不敢希望翻身抬头。又有的人却相反地认为生活困难不是生前命中注定，而是由社会上的许多事实原因所造成。由此相信这令我们不满的社会生活现状一定有方法可以改变，只要能看清楚这些原因，并且努力从事实上打破这些原因。例如说看清楚了旧中国人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腐败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不够团结不够觉悟，没有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彻底打退侵略和推翻这种统治。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以工农为主的全国人民，把他们的觉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成为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主要的方法。好了，我们看，同是处在生活困难境遇中，而各种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我们再看，在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上，除了生活困难的广大人民以外，还有少数生活优越的人，他们是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资本家，他们专门依靠剥削广大人民，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对于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除了剥削和压迫人民之外，说不上什么职业。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是社会上的统治者，广大人民应该受他们的压迫剥削，他们命定的应该征服别人，而别人也命定的应该被他们征服。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而不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例如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宣传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接收主权”，而不准广大人民接收，广大人民要去接收，要在抗日胜利之后起来做主人，他们就不答应，就要用武力、用内战来禁止这种接收。这是他们中间的主要思想。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坐食游荡、无所事事，每天所追逐的只是消遣作乐，这些人的思想又稍不同，他们用游戏作乐的眼光来看一切，说：“人生不过是寻乐而已，不过是美梦而已！”

我们举了以上各种人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正是旧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里很容易可以碰到的，而同时也是包含着各种哲学的萌芽的。这是些什么哲学的萌芽呢？让我们加以说明吧：第一种人感到人生无聊，世界值不得留恋，这里面就有“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第二种人以为生活困难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主张消极忍受，这里就有“宿命论”的哲学思想。第三种人认为我们只要能够把生活困难的现实原因研究清楚，就可以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这里面就有着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第四种人坚持认为少数人是天生的优越人物，反对广大的人民有自由生存权利，这就包含着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所宣传的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也是带宿命论的性质，它把少数人看作是天生的或命定的应该来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的。最后一种人把人生看作游戏，以追逐乐趣为能事，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哲学思想。

这种种思想，我们都加上了什么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字，是不是有人要说太大胆了呢？那些惯于在书斋里和大学教室里推敲词句的教授学者们，是不是会笑我们浅薄呢？也许会如此！但是，让他们去说笑吧！我们不需要在他们的书本里找是非的标准，而主要应该在人类生活事实中去找真理。我们做的并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所举出来的这些思想，的确可以叫做哲学思想，这些“主义”，和那些砖一样厚的专门哲学书里所谈的“主义”并没有根本的分别。

为什么说这些就是哲学思想呢？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思想，和那些专门的哲学书上所讲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根本的认识或根本的看法。悲观主义的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根本都是没有希望的，宿命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根本决定于鬼神上帝，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变化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和规律，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全社会的广大人民需要向少数统治者或独裁领袖屈服，享乐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游戏场，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来享乐的，值不得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不同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用哲学上的专门名词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很多都不是对于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而只是对于世界一部分事物的部分认识。例如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对于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有国民党的一些军事将领们以阵地战为主的思想，有另外一些人以运动战为主的思想，还有中国共产党以发动广泛的游击战，辅之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关于抗战的前途，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速胜论”思想，也有国民党中另外一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亡国论”的思想，也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及进步人士所接受的“持久战”的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对于抵抗日本这一个具体事件的认识或看法，而不是对于全世界一切事物的总的认识或根本看法，所以都不能叫做“世界观”，而只能叫做“抗战观”，都不是属于哲学思想的范围，而是属于军事政治思想的范围。

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弄清楚了，不论在我们的日常思想中，或是专门书本所研究的问题中，都可以同样找到哲学思想。只要这种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思想包括到哲学的范围内；如果这些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类物如何看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它不是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是哲学思想和一切其他思想的分别。

但是，在我们认识清楚了哲学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区别以后，我们还不要忽视它们中间的关系。哲学既然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因此它也就必然要涉及我们对于世界的一部分事物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事物的看法中，同时必然包含着某一种哲学思想。以前我们说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思想里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其原因就在此。就把刚才抗战问题的例子拿来说吧：例如“亡国论”思想，一方面它是某一些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件事的不正确的认识或看法，在这种认识和看法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整个世界是如何如何的问题，但它仍然和某一种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对于事情悲观失望，认为世界上事情的困难是无法改变的。这在根底里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又例如那持久战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国抗战的实际历史事实中证明的确是真理。这种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关于中国抗战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是按照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各种主要的事实条件，加以深刻研究而得到的结果，因此，这种科学思想的根底里，就包括着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这两个例子，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思想，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或每一类物的认识和看法，都在根底里包括着一种哲学思想，或者照专门哲学的说法，都有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哲学思想所涉及的，都不仅仅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它同时也贯串在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事物的看法里。

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一切思想，既是世界观的基础，因此就有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方法的作用或研究指导的作用。亡国论的思想，在思想方法上是受了悲观主义的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指导，把日本的强和中国的弱看作不能改变的，把世界上的事情看作绝望的。如果他肯虚心学习，接受唯物论的思想，抛弃悲观主义的思想，按照唯物论的方法，把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各种最主要的事实条件认真研究一番，那么，只要他不是汪精卫的死党，或昧着民族良心要跟反动派和敌人讲妥协，他就应该承认亡国论的不对，就应该接受持久战的真理。这一种情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就会受到不正确的方法的引导，而这种方法就会把我们带到错误思想里面去；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也就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能使我们对于每一件事和每一类物找到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因此，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我们研究哲学，目的就在于学习掌握一种正确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在于要学到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犯错误，就要使革命队伍和革命人民遭受损失。

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做哲学了。但是，我们就此能算完全找到桃树了吗？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番解答。我们不仅要求懂得什么叫做哲学，而且还希望懂得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先一般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看法。还是用抗日战争的例子来说，对于抗战的三种看法——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抗战八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看法都不对，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才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和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呢？它的特点和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持久战的思想，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它不只是我们头脑里的思想，而且是把事实的发展规律正确地反映在这一个思想里。至于那不正确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它的内容却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全不符合，它之所以叫做错误思想，就在于这种思想不能正确地把事实发展规律反映出来。什么是这里所谓的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变化发展中一定不移的关系和过程。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其他许多事实条件，抗战必定要经长期的战争而不能速胜，必定要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三阶段的道路，必定要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才能渐渐削弱敌人以至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由于我们是进步的，敌人是倒退的，我们多助，敌人寡助，我们是大国，敌人是小国这些事实条件，因此只要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定归于我们，而事情的发展绝不会如亡国论者的悲观想法那样。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中国抗战发展的规律，抗战中一定不移的各种关系和过程，都在持久战的思想里正确地反映了出来，而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却完全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持久战是正确的思想，其他两种思想就是错误的思想。

附识：

艾思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被誉为“人民的哲学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曾任教于陕北公学，担任过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室主任。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撰写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都是影响深远的通俗哲学读物，书中将深刻的哲学理论寓于鲜活的案例中娓娓道来，至今令很多读者津津乐道。

《大众哲学》从“哲学并不神秘”谈起，引导读者在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中理解哲学的本质规定，进而阐明辩证唯物论与唯心论和二元论的区别、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艾思奇先生高度重视哲学理论通俗化的重要性，他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篇幅恰到好处的著作，书中每一篇论述都以一件具体的事例为中心，“只求具体明白”。每一篇论述在收入该书之前都曾在杂志发表，因此都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将每一篇汇合起来，就是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思想整体。

艾思奇先生在“哲学是什么？”这一节中所选的具体事例是“果树林里找桃树”。在各种思想中确认哲学，就如同在“果树林里找桃树”。要知道什么是哲学，就要理解哲学是什么样的思想。通过讲述不同阶级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会发生不同的感想，艾思奇先生指出，这些感想中包括各种哲学的萌芽，例如，悲观主义、宿命论、唯物主义、享乐主义，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根本的认识或根本的看法”，从而体现为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哲学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体现为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根本认识和根本看法，而不是关于某个具体事物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思想为其他各种思想确立了世界观基础，或者说构成对其他思想的思想。哲学思想关乎对世界总的认识，有着对我们从事各项工作的方法的作用或研究指导的作用，作为思想方法的哲学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研究哲学，目的在于学习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正确的思想是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

通过比较当时人们对抗战的三种看法，艾思奇先生分析了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这三种认识，事实证明持久战是正确的战略思想，因为它反映了抗战的事实及其发展规律。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它们违反了抗战的发展规律。作为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正确的哲学反映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研究这个总规律以及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总规律，正是哲学的任务。在艾思奇先生看来，我们学习掌握哲学，不仅要把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还要使之满足解决实际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目的，从而避免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不是要陷入空洞的无意义的争论中，而是将哲学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方法，从而表明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哲学，掌握辩证法、唯物论。

“哲学是什么？”这一节以喜闻乐见的论述风格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哲学的本质，使读者以最直接的方式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掌握其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道不远人，在学与用。今天，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认识，对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讲解必然也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在时代语境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深入解析现实问题，我们才能深刻把握时代的主要矛盾，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切实掌握“看家本领”。在这个意义上，艾思奇先生写作这篇文章距今已过去将近90年了，但他阐述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思路和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沙集团1862cc成色教授 臧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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